先说王钦若的事情。
1004年，辽国萧太后率领大军南侵，北宋朝廷震动，人心惶惶。宋真宗一见势头不妙，打算逃出京城，迁都到其他地方。当时，王钦若担任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。王钦若是江南地区的人，主张迁都到金陵（今江苏省南京市）；枢密副使陈尧叟是四川人，主张迁都到成都去。宰相寇准力排众议，坚持抵抗，并提出谁建议逃跑，就杀他的头。在寇准的威严之下，王钦若和陈尧叟战战兢兢，不敢说话。
最终，在寇准的鼓励下，宋真宗没有逃跑，而是御驾亲征，打击了辽军的嚣张气焰，促成了让北宋和辽国保持和平100多年的《澶渊之盟》。
再说丁谓的事情。
丁谓在出任参知政事时，宰相是寇准。丁谓在寇准面前表现得毕恭毕敬，对他惟命是从。有一天，政事堂召开会议，会议结束后寇准和副宰相们一起吃饭。寇准喝汤时，不小心汤水沾到胡须上。丁谓马上站起来，为寇准弄顺胡须。寇准笑着说：“参知政事的国家大臣，怎么能为长官拂须呢？”
一番话，说得丁谓又羞又恼。此后，丁谓对寇准怀恨于心。
其实，公允地说，王钦若、丁谓、林特、陈彭年、刘承规都不是大奸大恶之人。他们在为官时期，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。
王钦若主导编纂的《册府元龟》，是研究上古至五代的重要文献资料。丁谓多才多艺，堪比苏轼，在担任地方官时兴修水利，减免税赋，为老百姓干了不少实事。林特是一名长期在财政系统任职的官员，参与了恢复旧盐商贩、制定新茶法等利国利民的决策。陈彭年有廉洁之风，当他死后，宋真宗到他家里吊唁，发现家居简陋破旧，不由感慨。刘承规长期在内藏库任职，对度量衡很有研究，主导了权衡改制，制作了两种新称。
我认为，王曾之所以说王钦若、丁谓、林特、陈彭年、刘承规“奸邪险伪”，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特征，就是一味迎合皇帝的喜好。皇帝喜欢什么，他们就积极做什么。《澶渊之盟》签订后，王钦若见宋真宗既好大喜功，又害怕打仗，就鼓动他进行封禅泰山。其后，丁谓、林特、陈彭年、刘承规又以各种方式参与进来，最终促成了这场贻笑大方的封禅闹剧。
在王曾为代表的宋朝主流知识分子看来，大臣应该忠于职守，尽心竭力地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，而不是去讨好皇帝，按照皇帝的喜欢去做事。当皇帝做错事时，大臣还要犯言直谏，纠正皇帝的言行，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。这就是历代士大夫津津乐道的“文死谏，武死战”。
王曾本人就是这样做的。
王曾在主管审刑院时，有人违反了制书（皇帝颁发的诏令）。王曾以此人不是接受皇帝亲自下命令的人为由，以过失罪而不是故意罪论处（过失罪的处罚轻于故意罪）。宋真宗很生气，说：“如果像你这样处理，天下就没有人会因为违反制书遭到处罚。”王曾据理力争：“天下很大，又怎能人人都知道皇帝的诏令？像陛下所说，也不再有犯过失罪的人了（大家都会被处以故意罪）。”
在王曾的力争下，宋真宗意识到王曾做法是正确的，采取了他的建议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